6月份即将结束，深圳与上海均已被列为疫情低风险地区超过2个月。其中，深圳更是在两个月内未有新增病例。但大学以防疫为由，至今仍未放松对学校内本科生出入学校与外部人员进入学校的的管制。有16级同学反映，大学至今仍然不允许搬家公司进入学校，也不允许16级本科生在7月12日前因搬运个人物品离校。
南科一路特转载上海科技大学的自媒体Liber@l ShanghaiTech针对上海科技大学所颁布的类似措施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些评论文章原载于 Liber@l ShanghaiTech Telegram 频道，以 CC-BY-NC-ND 4.0 协议发布。
环科快评：敦促大学立刻纠正限制人员流动的不合理措施
本报评论员：柯伟斌 2020-06-25
今日（6月2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表「关于做好精准健康管理推进人员有序流动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0 ﹞203 号）」，要求各地依法、科学、精准防控要求，规范人员健康管理措施，并立即纠正在常态化防控措施之外附加的其他不合理限制要求。
从全体学生返校以来，大学就严格控制在校人员的出校活动，一切出校活动均需上报、许可。然而在本报此前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这一「严格」的出入管控措施，存在大量漏洞和多重标准。实际上，这一标准可能只适用于大学有能力管辖和限制的在校学生。因此，广大在校学生可以说是自返校以来，就一直饱受怕出事、怕担责、怕丢乌纱帽的行政官僚的压迫。
根据一份昨日在校内社交平台上盛传的所谓「学生座谈会」谈话片段显示，大学有意在原有的 2019-20 学年第 3 学期（即俗称的「暑学期」）之后到 2020-21 学年开始之前、原定为暑假的时间段，增加一个新的「暑学期」。笔者尚无法确定这一谈话片段的真实性，因为该片段中有提到学校将试图与一些暑期定期举行的大型 ACG 展会方「点对点」联系、包车组织在校学生前往。任何掌握了低维度生物逻辑能力的生物都能看出，这一承诺与现行的大学出入管制措施抵触。此外，笔者随机采访了多名热心学校事务的学生，他们都表示自己，甚至身边的多数学生干部，都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发表这一谈话片段之前对这一「学生座谈会」一无所知。
最值得玩味的是，大学已在今日组织了一次集体欣赏舞剧的集体外出活动，这一活动组织上「同去同回，集体行动」。然而，欣赏舞剧毕竟与参观人流密集的大型展会不同。难道在参加大型展会时，还需要有一个导游举着牌子引导一车车的大学学生「集体活动」吗？难道在某些展位排队体验或是购买商品时，还需要「集体」一起排队吗？倘若这一剂安慰剂真的是由大学行政领导打的，那也不过是在遥遥无期的、大学所谓「常态化防控措施」中甩给广大在校学生的烟雾弹罢了。更何况，这一承诺和大学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明显的矛盾，让笔者不得不怀疑这一谈话片段的真实性。
上文提到的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0 ﹞ 203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低风险等级地区人员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在大学看来，恐怕就只剩下「有序」二字，完全忽视了大学所在的涨浆地区属于「低风险等级地区」，也完全无视了「流动」。当然，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大学行政层的，也是大学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他们死守着数月之前发表的「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完全无视当地疫情发展状况。最可笑的是，一直以来大学生群体都被认为是「活在『象牙塔』中的人」，现在看来，恐怕大学的行政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才是「活在『象牙塔』中的人」。
此前本报编辑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曾经总结过，大学的行政管理存在两点问题，一是大学的行政团队没有将自己的利益和大学、大学学生的利益放到一起，缺少同理能力，没有能够做到多沟通、多交流、多听取意见；二是大学行政团队以及大学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凡事要求为了「绝对安全」，以致不惜以学生利益作为牺牲。大学如果想要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教育改革」的大旗，在行政事务上可以先走一步，有计划地、公开透明地取消现有的限制人员流动的不合理措施。（完）
环科评论：「封闭式管理」不能搞双重标准
本报编辑部* 2020-06-12
今天，大学公共群组里出现了一条「劲爆」的消息：部分经审批可以在「封闭式管理」期间自由进出校园的校内人士的出入电子通行证的有效期已经被延长到了 7 月 31 日。这一消息被解读为之前在校内盛传的 6 月 16 日「封闭式管理」解除化为泡影。
诚然，处在大学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生的夹缝之间的大学「解封与否」是左右为难的。但对于大学的领导层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说，继续执行所谓「封闭式管理」的政策却是一样「对上负责」的他们最为保险的决定。但是，这样的「保险」的决定却是以学生的权利的损失作为代价的。我们无意于讨论大学在法律上是否有权利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中间限制大学学生进出校园，因为这样的讨论在当下的语境中间是危险的。
更为直白的一点是大学在所谓「封闭式管理」期间对于大学学生和教职工的政策上的双重标准。大学对于在校内工作的教职工以及校内服务性岗位的工作人员一直采用的是和学生完全不同的一套「封闭式管理」的方式。大学仅仅是告知这些教职工、工作人员在上下班期间需要「两点一线」，不要前往第三空间，而不是采用和学生一样的违反「封闭式管理」就给处分的态度。这样的约束在实际上却是无法被实施的，是一个「君子协定」。事实上，在社交网络上，有部分教工甚至发出了自己在过去的休息日里前往邻近省份的照片。根据目前的消息，该名教工没有因为违反「封闭式管理」政策而受到任何处罚。
的确，大学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对学生和教职员采用政策上的双重标准。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可能的答案。比如说，「大学的教职员工很多不居住在校内」、「大学的教职员工有家室，『封闭式管理』不人道」。但是，无论给出怎样的理由，大学的这样一个双重标准的「封闭式管理」政策看上去并不是一个依循科学规律的行政决策（暂且不论这些理由中间可能出现的问题）。经过过去五个月关于 COVID-19 的消息轰炸，我们相信大学的决策者和每一位这件事的利益相关方都很清楚 SARS-CoV-2 这类病原体的传播规律。简单讲，当一个社区里面出现了一个感染者的时候，这样一个病原体将会以指数的速度在社区中间传播。这样一个指数函数的底数是病毒的基本传播数 R0。对于这样一个可以在人群中间高速传播的病原体，想要通过仅仅隔离一部分健康的群体，来保持社区中间没有新增感染者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些没有被隔离的个体完全可以将病原体带入社区，造成大面积的感染。大学这样的隔离政策，只能说是顾此失彼，以学生的权利换取大学决策者以及大学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政治上的绝对安全。
这样一个传播模型其实也带来了另一个方向上的有趣事实。我们退一步，可以看到，目前大学校内没有任何已知的感染者，即使是在社区中间部分个体没有被严格隔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这一事实中间作出推断，大学所在城市的整个环境已经十分安全，即使让社区里的个体自由行动，造成的感染概率也是微乎其微。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做所谓的「封闭式管理」，纯粹是多此一举。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声望的医学专家的承认。
要探究这样的问题出现的原因，我们总结出来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学的行政团队没有将自己的利益和大学、大学学生的利益放到一起，缺少同理能力，没有能够做到多沟通、多交流、多听取意见。第二点是大学行政团队以及大学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凡事要求为了「绝对安全」，以致不惜以学生利益作为牺牲。这样的问题暴露出来大学行政体系在过去的几年中间积累起来的许多问题。就如我们在此之前的评论里说的那样，这次的大流行只是让这样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了而已。当然，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只要大学的决策者能够看到问题，在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里，我们认为，改革不会是难事。（完）
*注：署名「本报编辑部」的评论是本报记者、编辑以及评论员经过讨论之后的一致意见。